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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幫學生走出“心靈之困”

作者:  來源:中國共青團網  發布時間:2023-05-12 

  班里出現一名被診斷患有抑郁癥的學生,班主任該怎么辦?是把這名學生轉交給學校心理老師,還是勸他休學居家,或是請駐校社工為他進行個案輔導?

  對于這樣的問題,如今在上海市寶山區有了明確答復。該區在2021年成為上海市學校社會工作試點區,區內部分小學、初中、高中、職校與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簽訂聯駐校協議,把專業社會工作引入學校領域,幫學生走出“心靈之困”。

  “有心理問題的學生在校園里,很可能會處在班主任管不了、心理老師沒空管、親爹親媽不會管的境遇。這只會加重他們的心理問題。”華東理工大學社工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費梅蘋長期從事青少年社會工作的相關研究,經過大量調研后她發現,破解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光靠學校老師遠遠不夠。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國民心理健康發展報告(2019-2020)》顯示,2020年中國青少年的抑郁檢出率高達24.6%,其中重度抑郁為7.4%,心理問題成為影響中國青少年健康成長的一大威脅。

  “事實上,現階段家庭和學校為抑郁青少年提供的幫助十分有限,抑郁青少年的需求還不能得到全面評估和及時回應,特別需要專業駐校社工來幫忙。”費梅蘋說。

  一把負責“托底”的“保護傘”

  寶山區的駐校社工從第一次進入校園開始,就把自己定義為一把負責給校園“托底”的“保護傘”。

  “一是預防心理疾病,二是幫助已經出現心理問題的學生。”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寶山工作站社工徐海燕一方面會定期到駐點學校為學生上“預防學生欺凌”的體驗課;另一方面,要接收從學校心理老師那里轉介來的學生個案。

  駐校社工,是指1周內最少有3-4天待在學校開展工作的社會工作者。上海社工進學校有兩種形式,一是駐校,即1名或多名專業社工進駐1所學校;另一種是聯校,即1名或多名專業社工同時聯系幾所學校,協助德育教師為學生提供專業服務,溝通和化解家長與孩子、家長與學校及學生之間的矛盾。

  上海早在2002年5月就啟動了學校社會工作試點。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學院教授劉宏森10多年前開始關注駐校、聯校社工工作,他在2011年提出過駐校社工需要為學校“托底”的觀點。

  “學校主體工作的重心還是升學率。”劉宏森說,大多數學校無精力、能力給予學生心理上更多的深層關注。曾有一名社工對他說:“有些老師認為社工活動與教學無關,班上人多,教學任務重,怕浪費學習時間。”

  當真正遇到“問題學生”時,學校更無暇顧及。即便在10多年后的今天,也存在這樣的情況。

  費梅蘋在近期調研中遇到了在高一時被診斷患有抑郁癥的學生新悅(化名)。新悅在休學治療一段時間后返校,但仍存在厭學情緒、自傷行為。班主任請心理老師對新悅進行心理疏導,但由于兼顧心理健康課,以及為其他需要幫助的學生提供咨詢,心理老師最終分配給新悅的時間很少,她的狀況并未出現明顯好轉。

  改善家庭關系是優先要解決的問題

  隨著社工進駐學校,一批像新悅一樣的青少年被接連轉介給駐校社工。社工會分別與抑郁學生、老師、家長開展多次面談,評估抑郁學生的問題、優勢資源和相關需求。最終,他們會以抑郁學生的需求為核心制訂服務目標和服務計劃,通過開展關系調適、個體增能、體驗式小組等服務,幫助抑郁青少年改善狀況、走出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絕大多數抑郁學生都將“減少家庭矛盾,回歸和諧穩定的家庭生活”視作最優先需要解決的問題。

  新悅的責任社工告訴記者,青少年抑郁大多由不良家庭關系、同伴關系或師生關系造成。以家庭關系為例,一些父母未給予孩子充分的理解和關心,有的家庭充斥著爭吵。

  新悅曾在初中階段遭遇過其他學生的欺凌,她將這件事告訴父母后,父母反問她:“為什么他們不欺負別人,光欺負你?”這給她的心理造成了很大傷害,從此不愿再向父母傾訴。

  另一名學生每次回到家里就將自己鎖在房間,父母的爭吵和提議離婚令他感到無力、沒有存在感和被拋棄,更沒有心情學習。

  這些問題并不是學校老師有能力和精力解決的,但社工可以幫忙,為其開展家庭治療。每個家庭需要召開3-5次家庭會議,再由家庭成員協商表決制訂家庭契約并舉行簽字儀式,由此建立新的家庭規則,改善家庭關系。

  上海寶山一所中學的心理老師告訴記者,社工可以上門為抑郁學生家庭提供援助,也可鏈接社區資源緩解家庭困境,這是學校原有的心理工作、德育工作做不到的。

  駐校社工試點工作一年的回訪問卷結果顯示,抑郁學生的請假次數有所減少,能依照學校規定完成學業,部分學生成績明顯提升。在上一次月考中,新悅有一門課成績提高了60多分。

  學校社工工作仍需“標準化”

  一些學生在被確診抑郁癥后,往往面臨無法適應校園學習、休學居家的窘境。“這種情況下,社工介入是最優選擇。”費梅蘋說。劉宏森也認為,及時試點并正式推行社工駐校,是破解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一個好角度。他介紹,香港地區在2000年實行了“一校一社工”制度,明確了學校社會工作服務的目標、學校社工的角色及服務種類、社工與其他專業人員在處理個案上的分工與合作等,使社工工作有據可依。

  此前,《國務院未成年人保護工作領導小組關于加強未成年人保護工作的意見》提出,引入專業力量參與學生管理服務,有條件的地方,可通過建立學校社會工作站、設立社會工作崗位、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推進學校社會工作發展。

  2022年實施的《上海市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條例》第三十四條規定,探索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駐校或者聯系學校工作機制,依托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站點及青少年事務社會工作者協助中小學開展法治教育、生命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毒品預防教育、行為矯治等活動。

  目前,針對社工工作的具體職責、購買服務的標準等問題,尚無明確規定。上海寶山的學校社會工作試點初步探索了家校社一體化的實踐模式,為此提供了經驗和參考。

  “從實踐來看,雖然抑郁學生的問題表現多樣,但這些問題幾乎都與學生關系網絡中的問題相關。”華東理工大學社會與公共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張天真在調研了上海多家駐校社工服務機構后發現,社工實際上是“家-校-社”聯動的一個媒介,社工與學校德育系統協作為學生提供支持,還可聯系社區、社會組織等為學校提供人力、物力、財力等方面的支持,并能聯系家庭,及時幫助恢復家庭功能。

  費梅蘋認為,學校社工能成為助力抑郁學生走出困境的一支重要專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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